據媒體報道，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正在組織研究、擬訂完善公務員工資制度方案和深化事業(yè)單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工作方案。據有關人士透露的消息，前者主要包括公務員地區(qū)附加津貼制度的完善、建立職務與職級并行的制度、對基層低收入公務員群體增加激勵措施等。后者重點則放在清理整頓事業(yè)單位津貼補貼、推行績效工資制度等方面。

　　據悉，這是從2006年以后公務員的第二次收入分配改革。結合此前歷次工資改革的經驗，如果不出意外，此次改革的結果將是以“加薪”結尾。社會經濟發(fā)展了，國家有錢了，給公務員再加點薪水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。況且，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》第75條還規(guī)定：“公務員的工資水平應當與國民經濟發(fā)展相協調、與社會進步相適應。”

　　但問題是，公務員工資改革該以何種方式達成何種結果？這才是我們關心的問題。

　　縱觀我國歷次的公務員工資改革，其程序往往是不公開的內部調研方式。在這個有關仆人工資收入制度改革的過程中，廣大的主人往往是缺位的，他們沒有渠道發(fā)出自己的聲音，而這些公仆們的收入也沒有向人民代表大會匯報。

　　公務員本身并不直接創(chuàng)造財富，而是依賴于國家的財政收入。因此，公務員的工資制度改革，不應該是由公務員自說自話，而是由這個國家的納稅人決定。那么在一國的政治生活中，公務員的薪資，應該是由人民通過其代議機構來決定。在我國，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應該履行其職責。

　　由代議機構決定一國公務員薪資的水準，這并不是新鮮事，而是現代國家的基本慣例。以美國為例，美國憲法修正案第27條特意規(guī)定，“新一屆眾議員選出之前，任何有關改變參議員和眾議員的任職報酬的法律，均不得生效。”這個利益回避制度，否決了自己給自己加工資的可能：誰提漲工資不給誰漲工資，要到他的下任才開始執(zhí)行新工資標準，這就從憲法的層面上防止了自己給自己加工資的道德風險。其實，不僅僅在議會，行政機關也是如此：2000年克林頓總統在離任之前將美國總統的年薪提到了20萬美元，但是這個好處卻留給了繼任的布什。

　　具體到一般的公務員，根據1990年11月5日生效的《聯邦公務員可比性工資法案》（FEPCA），公務員的薪資是以私企為參照物的。該法案有四個基本原則，分別是同工同酬、績效考核、與私企工資標準一致和消除與私企工資不平等原則。同時，考慮到每年的通貨膨脹，公務員每年工資還可以按照勞工部公布的私企工資成本指數（ECI）進行微調，但公務員工資調整幅度必須低于工資成本指數0.5個百分點。該法還特別規(guī)定，只有總統有權動議調整公務員工資標準，但必須報國會批準。調整工資標準的前提是：發(fā)生全國性突發(fā)事件或嚴重經濟情況而影響普遍生活水準。

　　目前的公務員制度確實需要調整，但在筆者看來，調整的重點并不在于是否要向基層公務員傾斜，是否要建立職務與職級并行的制度，而是要讓公務員的工資由納稅人的代議機構——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決定，這才是解決公務員工資問題的根本之計。

相關內容推薦：